项目杀青后的第三天，43岁的短剧导演高俊倒在了自家卫生间。
10月20日16时40分，妻子王飞发现了他，随即送医抢救。18时21分，医院宣布高俊因心肌梗死去世。几天后，王飞处理完后事，开始查看高俊的手机。微信里的消息记录，让她逐渐拼凑出丈夫生前最后一段日子的工作状态。
“这两年，他很少和家人说工作上的事。”王飞告诉《中国新闻周刊》，高俊原本是一名广告和纪录片导演，去年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工作空窗期，今年5月开始考虑转型短剧行业，8月起陆续在剧组工作。
10月14日至18日凌晨，高俊生前参与的最后一个项目在郑州完成拍摄。他担任执行导演，负责现场统筹与各部门调度。剧组工作群里，每天早晨7点多发布拍摄筹备通知，次日0点后，仍有夜宵、遗失物品、次日车辆安排等消息在更新。王飞推测，剧组单日工作时长超过17小时。
王飞认为，丈夫的猝死与前几日的超负荷工作状态有关。然而，临时组建的短剧剧组往往缺少劳动合同与薪资说明，使得事后的责任认定与权益保障无所依从。
“随时等候任务”
高俊参与的短剧是一个出海项目，剧组的工作群聊名称为“巴西葡萄牙语10月14日开机”，群成员共35人。该短剧由河南花贝壳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承制，刘爱国是该公司的唯一股东，也是项目导演。
刘爱国告诉《中国新闻周刊》，他和高俊在2022年认识，此前未有合作。今年9月20日，高俊询问他是否需要执行导演，二人随后一起筹备新项目。
王飞提供了高俊与刘爱国的聊天记录，印证了他的说法。9月26日—27日，高俊联系摄影指导，整理转译资料等。10月7日—9日，二人一起讨论修改剧本问题，高俊发了服装参考。10月12日—13日，二人与制片人有私下见面，继续修改剧本细节，完成最后的前期筹备工作。
“他认真负责，态度积极，做的功课非常细致。”刘爱国评价。聊天记录中，高俊多次提到“随时”一词，主动询问工作，如“国庆全天候等待导演下达任务，随时候着”“需要我准备什么，随时说”“随时等候任务指令”。
10月3日至10日，高俊此前担任导演的4部短剧作品陆续在红果短剧上线，版权方为七公主剧场，在红果平台的热度值均达1400万—2300万。他曾对刘爱国提道：“10天4部16万字，谈不上啥质量了，能不熬夜已经是胜利了。”
剧组杀青后，10月18日中午，高俊离开剧组回到家中。20日11时25分，他对刘爱国发送了一段项目感受，认为自己在此次拍摄中有失误，相比于之前在郑州另一家短剧承制公司担任执行导演的经验，在现场带节奏“带得困难”，并提出要盯后期。“我们要一起复盘。”刘爱国表示，后期公司尚未确定，找了三个公司试剪。高俊回复：“随时喊我。”
二人的聊天止于12点45分。晚上9点多，刘爱国收到了王飞的通知，得知高俊已离世。
“我们都感到深深的遗憾。”刘爱国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表示，拍摄过程中高俊并未提到自己身体有不舒服的情况，如果有，剧组一定会积极响应。事发之后，他也没有再推进新的项目，“压力很大”。
“下刀子都得拍完”
在10月20日的对话中，高俊向刘爱国提到了自己睡眠不足的问题。“估计前面睡得也不太够，从未有过的片场断线感觉。”他说。王飞也表示，高俊回家后提到过自己“脚疼”，微信步数显示，拍摄期间他每天行走1.2万步以上。
陈飞是该短剧剧组的一名工作人员，他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表示，高俊的离世给他带来了很大的触动，他已经推掉了两个剧组的邀约，“太熬了，不想拍了”。
据陈飞回忆，每天拍摄结束后抵达酒店已是凌晨一两点左右，最后一天拍摄熬到了次日凌晨2点。“这次拍摄挺顺利的，现场也没有什么矛盾或卡壳，睁眼工作，闭眼休息，短剧都这样。”他表示，自己曾经历过连续40个小时的拍摄，吃过两三次速效救心丸。
他曾在现场听高俊提起，郑州另一家短剧公司也很“熬”，拍摄简单且速度极快，一天几十场戏，两三天就拍完了。
陈飞从业已有十多年，由于长剧的工作机会越来越少，他从前年开始灵活接一些短剧工作。“长剧的拍摄还有调整的空间，短剧根本没有，为了控制成本，每天的计划必须完成，不管下雨还是下刀子都得拍完。”他说。
另有短剧从业者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表示，在现场急救方面，长剧剧组往往在拍摄地配备一辆救护车，“短剧没有这种条件”。在工作时长方面，海外演员和部分头部演员会要求一定睡眠时间，工作超过12或14小时需要加钱，但大部分从业者没有“加班费”这一说法，要跟着剧组一起“熬”。
给行业敲响警钟
事发之后，高俊亲属与刘爱国进行了多次沟通。
项目薪资方面，双方已达成一致并结算完毕，按1000/天的标准发放5天，加上交通补偿共6000元。抚恤金金额方面，刘爱国提出的方案是1万元，亲属要求更多，双方目前仍未达成共识，僵持不下。
大部分短剧剧组都是临时组建的班子，不具备固定的劳动关系，也没有正规的劳动或委托合同、书面薪资说明。据了解，剧组都是合作、外聘关系，薪资主要靠口头约定。剧组在项目拍摄期间给所有工作人员购买的保险是唯一保障。
这为维权带来难题。上海兰迪（南京）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张祺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表示，一方面，法律规定，工亡赔偿需猝死发生在工作期间或48小时内抢救无效的情况下，在家猝死需证明其工作状态；另一方面，由于缺少劳动合同，需通过劳动仲裁确认事实劳动关系，再申请赔偿，过程复杂。
“高俊导演的去世给行业敲响了警钟。”张祺表示，行业里，因私人关系好或互相介绍，缺乏书面合同的情况需要得到规范。从业人员应签订合同、保留创作或工作证据、明确报酬支付方式、购买保险等，以保护自身合法权益。
（文中陈飞为化名）
记者：王诗涵
编辑：闵杰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