刘敏涛现在成“鬼妈妈”的代名词了。
在刚刚收官的悬疑剧《隐身的名字》里，因为演了一个偏执的妈妈被网友形容是不亚于安嘉和的存在。
现在，越来越多的影视剧都喜欢插一个偏执、控制欲强的母亲，以至于这些妈妈都成恐怖代名词了。
疯妈妈成恐怖代名词
说实话，刘敏涛演的这个角色确实蛮恐怖的。
女儿的房间被她装上了玻璃墙，以陪伴之名注视着她的一举一动。
她也不允许女儿有朋友，希望她只能依赖自己。
有次放学女儿和朋友去了其他地方，没有按正常时间回家，于是她勒令女儿向自己道歉。
但因为女儿在道歉的时候没有喊自己妈妈，所以她的情绪开始失控。
摔盘子、拍桌子、五官狰狞、身体颤抖，只能用“恐怖”两个字形容。
《隐秘的角落》也是这样，让人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刘琳演的周春红和儿子朱朝阳 的戏份。
她把朱朝阳视为自己全部的骄傲，朱朝阳被送到医院，周春红歇斯底里。
既害怕，又生气，更觉得自己被儿子背叛了。
更不用提她逼他睡前喝牛奶那个经典名场面了。
《漂白》的洪霞也是“癫妈”。
控制欲极强，经常情绪崩溃，与女儿有冲突就直接扇巴掌。
《如果奔跑是我的人生》和《烟火人家》里，陈小艺和徐帆也是“窒息妈妈”。
™干预女儿的生活节奏，更干预女儿的精神状态，一口一个“为你好”，但凡争辩一句，她们就委屈巴巴地说“妈为了你命都能不要”。
就是因为这类母亲太多了，所以但凡出现了像《好东西》里那种正常的、阳光的母亲，大家才会集体喊妈。
为什么总盯着疯妈妈？
“疯妈妈”能流行，是因为现在的母女/母子之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心理代沟。
母亲这代人（50-70后）成长于集体主义的环境，强调的是牺牲精神，她们也就自然而然地认为“我的价值 = 我为家庭的付出”。
孩子的成功就是自己的成功，这就导致她们的自我边界很模糊，因而爱也是“侵入式”的。
但是她们的孩子成长于市场经济、个人主义和心理学普及的时代，他们认为“幸福 = 尊重 + 边界”。
母亲那代人表达爱的方式恰恰是子女这代人最痛恨的。母亲觉得“我是为你好”才入侵子女的生活时，但子女只会觉得这是情感绑架和自我感动。
所以，母亲的“疯”，本质上是她唯一会用的语言（牺牲与控制）失效后的崩溃。
她不理解为什么自己的付出换来的不是感恩，而是嫌弃。如果她本人没有自我觉醒，没有尝试理解，那这种困惑和绝望就会表现为失控的歇斯底里。
另外一点就是中年女性本身的困境了。
中年女性，尤其是回归家庭的那一批，是价值感最容易崩塌的群体。
首先在职场上，大部分已经退居二线或者退休了，社会价值感锐减。
婚姻里，激情早就褪去，丈夫要么是沉默的上班族，要么是另一个需要照顾的儿子，情感支持几乎为零。
所以，孩子就成为她最后的价值锚点，一旦孩子试图独立的时候，她就会产生一种自己即将被“废弃”的感觉。
这种困境让她们会通过不断介入子女的生活、表达痛苦，来确认自己还重要。
本质上，这其实是社会的困境。
社会没有为这些中老年女性提供机会和心理支持，于是，她们唯一能抓住的，只有那个曾经完全依赖自己、现在却想逃跑的孩子。
替罪羊机制的升级也让批判“疯妈妈”成为安全的情绪出口。
当代社会积累了很多集体焦虑，直接批判社会风险太高，也很难故事化；批判父亲的话会触及父权制核心，但他们除了渣男又想不出来别的，于是，“疯妈妈”就成了完美的容器。
安全、具体、情感冲击力强，还能完美嫁接“原生家庭热”带来的流量。
而且，通过批判“疯妈妈”，观众也完成了一种“弑母”的象征性仪式。
通过否定那个压抑、控制、令人窒息的母亲，与旧时代割裂，由此确认自己作为独立的现代个体的存在。
从揭示问题变成量产恐怖
不否认现实中的确有不少这样偏执、控制欲强的母亲，但上面也说了，这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。
一个母亲变得偏执、控制，这是匮乏的婚姻、缺席的丈夫、无支撑的育儿、自我价值丧失、社会孤立等一系列结构性问题的长期累积造成的结果。
但在很多影视剧里，这个结果被提取出来，变成了一个独立的、天生的恐怖人格。
就像《隐身的名字》，没有交代葛文君的过往，没有解释她为什么会形成这种性格，观众只知道她疯，却不知道疯的原因。
“病态的结果”被当成“病态的根源”来呈现，结构性困境降维成了个人恐怖片。
这就会进一步加剧我们对现实中母亲的污名化。
很多中年女性都在经历类似的焦虑和失控，她们需要的不是被指责，而是被理解、被提供出口。
但是当荧幕上都是这样的母亲形象时，现实中的子女会更容易照葫芦画瓢地给自己的妈妈贴上这种标签，而不会去问为什么会这样，堵死了谈话的空间。
反复观看这种符号化的形象，更会让观众形成一种认知捷径：
中年母亲 = 麻烦、不可理喻、需要远离。
这更强化了对更年期女性、家庭主妇、空巢母亲的偏见，但谁又没有年轻过呢？
更严重的是，背后的深层困境被忽略了。
当所有人的愤怒都指向“疯妈妈”时，丈夫/父亲不用面对任何审视，“男主外女主内”的家庭模式不用被反思，缺乏关怀的社会系统不用被问责。
“疯妈妈”本来应该是反思社会和家庭的切入点，现在却成了遮蔽所有问题的一堵墙。
我们太习惯消费痛苦，而不是理解痛苦；太热衷于寻找坏人，而不是修复系统。
“疯妈妈”能成为一个随处可见的恐怖符号，不仅仅是因为她真实存在，更是因为我们现在不敢塑造那个让她变“疯”的更大的东西。
于是，我们把她推向前台，给她贴上标签，然后对着她扔石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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